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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 看看他们与改革开放的故事

2018年02月01日 15:06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作者:曹玲娟 杨雪梅 任姗姗等
 鸡年岁末,辞旧迎新之际,人物工作室的各位小编也再次出发,访各界大咖,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

  鸡年岁末,辞旧迎新之际,人物工作室的各位小编也再次出发,访各界大咖,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因此,我们也请各位名家忆往昔峥嵘岁月,讲述他们自己与改革开放的故事。

  蔡正仁:夹皮沟与“唐明皇”

  曹玲娟

  蔡正仁老师的家,离上海昆剧团不远。这个周六,蔡老师难得在家。前一晚,他刚从苏州赶回,参演一台文艺晚会,清唱了两段《长生殿》中的《哭像》。此前在苏州,他一直忙着帮苏昆排一出新戏,过了这天,还得去昆曲的故乡昆山举办一场讲座。

  “最近好像是特别忙。”蔡老师笑。排戏,是他第一回正儿八经当导演,灯光布景都得管。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正也赶上上海昆剧团建团40周年,上昆要在春节期间推出系列演出,压轴的,便是蔡老师等“国宝级”艺术家领衔的反串版《牡丹亭》。蔡老师反串杜丽娘,老搭档张静娴倒是唱柳梦梅。“难煞我也。”虽有点犯愁,蔡老师又笑着说,“过年嘛,大家图个开心。”

  40年前,恍如昨日。“‘文革’结束,整整奔走两年,终于听到了正式恢复昆剧团的消息。”当唱之年,蔡正仁一心想唱昆曲。“文革”期间,他在样板团里唱京剧,硬着嗓子上,“唱的都是夹皮沟老乡、《红灯记》里的日本兵……”现在说起来,老两口还止不住笑。老伴忍不住爆料,“改回昆曲其实很苦的,他都不讲。要把粗嗓再改成假嗓,天天吊嗓子硬生生练出来的。”

  父亲送蔡正仁学昆曲,还是他年幼时。“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有昆曲,就问我父亲,是不是唱戏时能穿龙袍?”昆曲中,穿龙袍的戏着实不算多,没想到后来,蔡正仁唱了一辈子的大官生“唐明皇”。

  唱了一辈子戏,蔡老师客厅挂的唯一一张演出照,是他与师娘李蔷华为纪念恩师俞振飞同台演出时的照片。那一年,师娘83岁,蔡老师也有71岁。戏的末尾,师娘跑了一大圈的圆场,末了,气定神闲,唱完成套二黄唱腔。大幕一闭却累到只能独自站着,不能动,也不肯让人扶……“你看,师娘那娇羞的神态,年轻人做不上来的。”如今,师娘的封箱之作,蔡老师挂在最醒目的地方。“这也是老师的教诲。昆曲这个千秋业,最重要的是‘承先启后’。”

  与照片隔厅相对的,是俞振飞81岁时挥毫题的字:转益多师与古同,总持风雅有春工。兰骚蕙些千秋业,只在承先启后中。“俞老师的字很好,很多人上门求字。我倒是没有开过口。这是1982年我在苏州昆剧会演时,老师看了我的演出当场写了赠我的。”这幅字,蔡正仁端端正正,挂了30多年。

  孙女潇潇很有戏曲天赋,蔡老师心里很满足,当年儿子嫌学戏太苦太累,如今孙女喜欢,他就计划着要倾囊相授。祖孙俩常常凑一起,研究要学些什么戏。这几年,蔡老师的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孙女自己动手,在门口给爷爷贴上一张“出门必带!手机、电话本、钱、门卡、老年卡”。旁边月历下,是蔡老师写的2018年大事提醒,上面,演出已经排到9月了。

  罗锦鳞:一生难舍戏剧魂

  周飞亚

  罗先生记性很好。电话接通,刚报上名字,他马上想起了我们的上次会面——那是在去年初春,差不多已是1年以前了。他说,“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我不禁莞尔。他说起话来语速还是那么快,滔滔不绝,像他钟爱的戏剧一样富有感染力。和他谈话,你很容易忘记他的年龄。你听:“近来怎么样?那事情可太多了,我想想啊——

  “去年年底,到河南的三所大学讲了课,这是教育部的任务,‘经典艺术进校园’嘛;然后是文化部的‘千人计划’,面向全国的戏剧院团培训人才,这个项目可受欢迎了;1月份刚在国家大剧院开完讲座,我的河北梆子版《忒拜城》马上要开始第十七轮演出了,接下来复排《晚餐》,这也是第十轮了;哦对了,2月初还要去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讲课,天津和河北的学校也请我去培训师资;今年可能要为国家大剧院排一部古希腊喜剧,我们刚开始商谈……再加上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上半年已经排满了!”

  这一通介绍,一气呵成,我都插不上嘴。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的生活。

  罗先生出生时,抗日战争正激烈,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直至如今的新时代,他笑称自己“什么都经历过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后半生”。

  1986年,他在国内首次公开排演《俄狄浦斯王》,全国轰动,可以说是他事业的真正起点。而这正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

  “在此之前,一些老艺术家、包括我的老师,早就想排演了,但这部悲剧的主题是命运,是‘宿命论’的,在中国比较敏感,当时我们是讲‘人定胜天’的……再加上毛主席曾批评一些知识分子‘言必称希腊’,他们就没敢做。”

  罗先生说,其实他内心也忐忑。上演后,“观众叫好,我不放心;北京市委的领导来看了,都说好,我还是不放心;直到中宣部的同志来看了,也说好,我才彻底放心了。那天晚上我喝了二两酒!”

  罗先生觉得,提到改革开放,也许人们的第一反应会想到物质生活、经济建设的巨变,但他更看重的是精神层面。“思想也开放了,国家也意识到这些世界文明瑰宝的价值了。”

  后来,剧团远赴希腊演出,让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开放、包容的新面貌。著名剧作家、当年还是记者的过士行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足球没出去,戏剧出去了》。

  对这个标题,罗先生记忆深刻,至今提起来还直乐。我不禁猜想,过士行后来对戏剧产生兴趣,转行当了编剧,不知道是否也曾受过这件事的一点点影响呢?

  命运,有时就是这么奇妙——尤其是,在我们身处的这样一个意气风发的大时代里。

  王炳华 : 瀚海丝路漫求索

  杨雪梅

  2017年末,在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九十周年高峰论坛上,意外见到了王炳华先生。他被安排作关于新疆考古的主题报告——《从高加索走向孔雀河》,这样宽阔的视野似乎也只有他可以驾驭。

  自1960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赴新疆工作算起,王炳华先生在新疆作了40个春秋的考古。2000年退休之后,他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研究所教书育人。这几年他笔耕不辍,继续沿着西域研究之路,把自己见证并思考的新中国新疆考古事业讲给更多的人听。前不久,刚刚拿到了中西书局出版的厚厚一本《探索西域文明》,这是王炳华的师友们按学界惯例为他的八十华诞而组织的论文集,书中有炳华师根据自己工作日记整理的《考古行脚五十年》,而改革开放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40年前的1978年,季羡林、任继愈先生一起访问新疆,王炳华陪着他们在乌鲁木齐、吐鲁番、克孜尔、库车库木吐拉考察。“新疆考古,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备受世界关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关注度立刻显现出来。”

  在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之初,楼兰曾是丝路交通的重要节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在4世纪以后便衰落了,古城也随之消失。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重新发现楼兰古城,各国探险家纷至沓来。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于1930年曾到达罗布泊北岸的土垠遗址,但因为湖水暴涨而未能进入楼兰古城。新中国成立后,罗布泊成为军事禁区,楼兰考古再次沉寂。直到1979年,中央电视台与日本NHK合作拍摄《丝绸之路》,王炳华受命带队进入罗布泊,才有机会重新走进楼兰。

  1979年底,王炳华在位于罗布泊西北的孔雀河河谷发现了古墓沟墓地,墓葬出土的文物证明早在3800年以前的青铜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活。因为这一发现,罗布泊和古楼兰成为那时世界关注的热点。“80年代末,国家有关部门表示,在条件合适时,可以考虑与外国合作进行考古发掘。之后才陆续有了中日尼雅考察、中法克里雅考察等。”他几乎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新疆考古全部的重要发现。

  王炳华先生在其考古生涯中,足迹遍及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罗布淖尔荒原、吐鲁番盆地、天山北麓各绿洲、伊犁河流域、阿勒泰山,相关的著作更是广受瞩目。在他看来,新疆的考古,从来不独属于新疆。早在张骞凿空之前,就有一条“史前丝绸之路”的通道存在,对于它的了解完全依赖于考古发现与科学研究。“如今有更多的科研机构同时在新疆从事考古,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不断填补着时空上的缺环。在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时,因为会涉及许多的国家,许多的民族和地区,考古所揭示的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经验和教训,必定有值得我们今天汲取的地方。”

  李谷一 : 歌声乘着春风来

  任姗姗 姚琬昱

  穿着家常的衣服,黑发精致地挽成一髻,坐在面前的李谷一不同于舞台上的流光溢彩,却如冬日阳光般让人亲近。她手捧一杯清茶,眼角的笑意和清脆的话语,伴随茶香热气升腾起来。这是李谷一家的客厅。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三多”:鲜花多、阳光多、故事多。一如舞台下的她。

  如果说每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中国人,心里都流淌着李谷一的歌声,这并不夸张。“文革”后,中国电影打破样板式的千人一腔,电影中李谷一的深情歌唱应着人们心中的春风解冻。她独特的气声技巧,是带有先锋意味的大胆尝试。一首《乡恋》,引发了新旧两种文艺观念的激烈论争。“俗话讲无声胜有声,《乡恋》像俯在耳畔的窃窃私语,是饱含情感的娓娓道来,富有人情味,‘你的声音你的歌声’——”她一边唱,一边做解释,有的歌唱的时候用“全气”,有的用“半气”。你能感受到,每一处气息和吐字都有极为讲究的力道。

  1983年央视首届春节联欢晚会,观众通过热线高密度点播,导演组递了好多轮条子给在现场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乡恋》终于在春晚得以“正名”。那个大年夜,包括《乡恋》在内,李谷一唱了9首歌。她的歌声乘着春风而来,里面有观众潮水般的期待,也有一个时代对文艺的召唤。

  “迈出第一步总是难的。”再忆那暴风骤雨般的过往,李谷一有了更深沉的感慨,“我们的文艺应该以人为本,歌始终是唱给大众听的。”

  《乡恋》之外,诸多闪光的“第一”刻度了李谷一的艺术人生。比如,1982年李谷一着手创建中国轻音乐团,担任团长的她爆发了强烈的创作力,《难忘今宵》《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我和我的祖国》等传唱整个中国。再比如,90年代初,她根据自己的艺术实践首次提出“戏歌”的概念,一直影响至今。

  六十载如白驹过隙,光阴载不走的是为人民为时代歌唱的情怀。半个月前,李谷一和新生代歌手霍尊合作演唱了《一念花开》,这首古香古韵中国风的歌曲一上榜就赢得了不同年龄观众的心。“点击率相当高”,颇感欣慰的李谷一用手机播放给我们听,她的歌声如同摆脱时间的重力,青春依旧。“现在的歌曲激烈豪爽的多,抒情细腻的少。大刀阔斧容易遮盖细腻的东西,抒情歌曲在处理时更要细细琢磨。”

  虽年过七旬,但李谷一从未停止对艺术完美的追求和尝试。《山水》《龙文》《一路芬芳》《那溪那山》《大好河山耀中华》《你不来船不开》《牡丹奖之歌》……最近一两年,她接连捧出这些新作。在一些社会活动中,她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中肯的建议,经她指点的一些“好苗子”,也接连在音乐比赛中获得大奖。

  “唱《乡恋》时,我根本想不到文艺能像今天这般百花齐放。”回首40年风起云涌,李谷一感慨万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她仍在思考:如何继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如何用更多好作品回报新时代。

  陆天明:文学当参与时代

  康岩

  陆天明老师家在北京昌平,一幢二层高的白色小洋楼。推门而入,他正端坐在沙发上读书,老花镜稳稳架在鼻梁上。我瞥了眼书的封面,是村上春树的《1Q84》。

  注意到我的目光,他笑笑说,“读书口味要杂一点,年轻人喜欢的,我也想看看。”

  去年底,他的长篇小说新作“中国三部曲”第一部《幸存者》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按计划应该超过百万字,写完估计就没气力了,应该是我最后的长篇。”一说起作品他就兴奋,身子微微前倾,还带上小幅度的手势摆动。

  《幸存者》把指针拨回40年前,主人公们——按照陆天明的定义——应当是中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每代人都有理想。今天谈理想更多是个人生涯规划,想当科学家、企业家。我写的这代人中的某一群人,是以革命为理想,要走到最边远最穷苦的地方,和那里的人民一起改造中国。”

  “这代人”也包括了他自己。两次主动要求上山下乡,也经历过政治动荡,陆天明回过头来书写这一代人的时候,带上了自身的生命体验。直到改革开放后,生活迎来新机遇,创作也开辟了新天地,尤其是电视的普及,让他在小说、话剧的基础上又开始了电视剧创作。

  乘着电视热的东风,陆天明当年凭借《苍天在上》和《省委书记》的出版及电视剧改编,平地惊雷般,炸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反腐叙事。也正由此,他一直被贴上“反腐作家”的标签。“刚开始我不愿意,后来渐渐习惯了。反腐也可以写得很文学,关键是要为老百姓说话。”

  陆天明提倡的是“参与文学”。当下中国已经走进新时代,那场始自40年前的伟大变革仍在持续发酵,并在进一步深化,从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民族的未来。作为社会群体中最敏感的神经末梢,面对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经济发展,作家不能视而不见。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使命,更是作家良知和良心的呈现。

  “中国三部曲”的创作,正是为了响应他内心的呼唤。此外,他还忙着创作一部表现港珠澳大桥设计的电视剧,着力表现“大国工匠”们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缔造伟大工程、实现中国梦的努力。

  离开时,我们互相加了微信。翻开他的朋友圈,里面都是对当今时事的转发点评,也有推介自己作品。有一条这么写:“偶尔看到豆瓣对《幸存者》的评分,8.7,给出评价的大部分都是年轻的读者。”言语间倍感欣慰。

  老骥伏枥,壮志凌云,祝愿陆老师生命常青,文学生命常青。

  乔羽:歌词就是家常饭

  任飞帆

  “不要叫我乔羽老师了,就叫我乔老爷吧。”

  听到这个称呼,我一下子乐了。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的第三个名字。上世纪60年代,电影《乔老爷上轿》十分轰动,身边的朋友觉得乔羽酷似主人公,刚好也姓乔,于是渐渐叫开了,连周恩来总理都公开叫他乔老爷。对此,他一直洋洋自得。

  乔老爷一生创作无数,脍炙人口的歌曲有几十首。有人开玩笑说,乔羽创作了三大“国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写给少年儿童的,《夕阳红》是写给老年人的,《我的祖国》是写给所有中国人的。

  2016年底,台湾作家龙应台在香港大学做讲座时,问台下观众的启蒙歌曲,校长回答《我的祖国》,于是,现场零零星星响起“一条大河波浪宽”,紧接着演变成全体大合唱。那个场景,感动了看到视频的每一个人。记得这件事发生不久,我正好有机会拜访乔老爷,于是很激动地把那段视频播放给他看。他却很平静,只是淡淡一笑,“那么多人现在还在唱我的歌曲,我很高兴。”

  想来,类似的场景,乔老爷应该见得多了。无论是每年春节联欢晚会压轴歌曲《难忘今宵》,还是奶奶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妈妈的《思念》,甚至我儿时的《大风车》《小哪吒》,乔老爷的歌曲巧妙地贯穿了生命的横轴和纵轴,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轨迹。

  “我素来不把歌词看作是锦衣玉食、高堂华屋,它就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饭、粗布衣,就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小院落。说到底,写歌词要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没有真切体会是写不出好歌词的。”这就是乔老爷歌曲创作的准则,也是他的歌曲被一代代人传唱至今的原因。

  在他看来,现当代中国的歌词创作出现过三次高潮:一次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之时,大批抗战歌曲成为抗日救亡的战鼓和号角,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一次高潮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词作家和作曲家把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喜悦写进了歌曲;再一次就是从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开始出现的并持续至今。

  “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艺术家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新的观念、新的思维让我们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摆脱了历史的羁绊,无数反映新时代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可以说,这一次高潮持续的时间最长,产生的作品最多,作者的队伍最大。”我想,乔老爷后来的《难忘今宵》《爱我中华》,大概都是在这种时代气氛感召下写成的吧。(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人物工作室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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